日志
不仁，齐物，难得糊涂与西方形而上学
不仁，齐物，难得糊涂与西方形而上学
老子有不仁之论，与孔子之仁义恰恰相悖。你不能说他们谁高谁低，老子看的通透，近乎达于平静，然而却并非无所为，我甚至认为老子闭目养神的样子背后是更远的企图；孔子则实在高调的多，但不似老子有穷事理的态势，他丧家狗似的的东奔西走，左右游说，用世之心实为剧烈，所以他是不安静的，在浮躁的说教中，他注定是个悲剧人物，因为他究竟是不通透的。他牵挂的太多，他想改变的太多，而顺其自然似乎才是本来之道，寻求所谓的仁义，虽说可行一时之需，但却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所有的破毁和新生里，或偶可改变其进程、形态，但最终的结局终不可避免，就像人的死，害怕、逃避和采取手段延缓都是有意为之，终不本已的敞亮，这样看，老子的目光相对来说高明多了。其实有时想想何必有仁呢，徒增那么多烦恼，对现状往往无甚助益。但不是说有仁就坏，人毕竟生活在群体里，讲究仁爱还是必须的，否则都是不仁，也未免过于无情。此处所论乃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至于生活方式，分太清也未必就好，而什么都不分也未必就不好。
老子稍稍安静，孔子真的不安静。稍稍安静者仍有所图，不安静者不但有所图，而且有时扰的人心不安。到庄子，他的齐物论较之老子有彻底多了，他是真正的寂寞的人，独与天地往来，与万物同一，相忘于江湖，而不论道术。然而他也不即是虚无者，说过来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对天地万物的真正不仁之心。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难得糊涂，原因就是在有仁的世界里，顾虑太多，牵绊太多，纠结太多，费尽心思仍不得安宁，把整个心境也搞乱了，结果也不知孰是孰非，难怪在庄子眼里世界万物是无是非的。与其最日算计猜测，不如顺其自然，装作不知，或者根本就不去理会，难得糊涂竟然可以是获得心绪透亮的一招，当然，这也并非就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与退让，这毋宁反映出一种无物的行为方式。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是如此的。
消除对立，不是混淆，乃是本即是如此，有仁的规范毕竟是人类的想象之举，却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要是所有的范畴、概念都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不代表其他方式的不存在。因此，消除对立的，寻求整一相融虽不是我们生活的主导目标，但却是我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应该是坚持的。任何的确定性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永远不可能不变的。不仁和难得糊涂，原来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样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传统里，也是存在的，柏拉图的设计无异于孔子的奔走呼告，他们都是在试图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对于居于此间的人来说是必须的。设若仅仅就形而上学论之，则不免境界过低。所以，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哲学，其实质是在走一条超越传统的不仁之路，对传统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固定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产生了彻底的怀疑，于是有了尼采的酒神精神，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杜威的经验论以至于到20世纪得以彻底反叛，胡塞尔，海德格尔暂且不说，一个德里达终于在他延异的思想里走向传统形而上学的对立面，或者不能草率的成为对立，而是走向另一种思考路径。我想单就思维方式来看，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转向，确实是弥补了传统哲学的不足，将形而上学的思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两者相比，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形而上学除了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外，还有更大的不同，传统形而上学更想是伦理学，为了一种现实的秩序来展开哲学思考，但你不能说这就是功利的。所以，单就为一种人类的善，人类更需要一种稳固的形而上学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设若把什么都否定了，都拆解了，世界也便乱套了。所以，这个人世的疯子不能太多，哲学家太多也不会是好事。但若仅仅就思维方式论之，传统形而上学就不足论了，因为确定意味着失去变更，也意味着失去了创造性，限制了我们创造丰富生活的可能。由人类的实际生活来看，后现代形而上学的市场未必繁荣，或者它更多的具有思想史的价值；而传统的哲学思考其影响要更深远。此间的人需要那些思考。需要一种确定的指引。虽然一切都是相对的。毕竟这相对是宽泛的。
可见，仅就思维方式来看，中西都存在着齐物的思想源泉。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更为世俗，西方的更形而上学。
固定性不是好事，但也不就是坏事，我们的世界需要创造来丰富，那么与天地同在，不为固有观念限制，任由情性所致，就不仅仅是审美可以简单下定论的。
老子稍稍安静，孔子真的不安静。稍稍安静者仍有所图，不安静者不但有所图，而且有时扰的人心不安。到庄子，他的齐物论较之老子有彻底多了，他是真正的寂寞的人，独与天地往来，与万物同一，相忘于江湖，而不论道术。然而他也不即是虚无者，说过来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对天地万物的真正不仁之心。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难得糊涂，原因就是在有仁的世界里，顾虑太多，牵绊太多，纠结太多，费尽心思仍不得安宁，把整个心境也搞乱了，结果也不知孰是孰非，难怪在庄子眼里世界万物是无是非的。与其最日算计猜测，不如顺其自然，装作不知，或者根本就不去理会，难得糊涂竟然可以是获得心绪透亮的一招，当然，这也并非就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与退让，这毋宁反映出一种无物的行为方式。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是如此的。
消除对立，不是混淆，乃是本即是如此，有仁的规范毕竟是人类的想象之举，却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要是所有的范畴、概念都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不代表其他方式的不存在。因此，消除对立的，寻求整一相融虽不是我们生活的主导目标，但却是我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一点应该是坚持的。任何的确定性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永远不可能不变的。不仁和难得糊涂，原来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样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传统里，也是存在的，柏拉图的设计无异于孔子的奔走呼告，他们都是在试图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对于居于此间的人来说是必须的。设若仅仅就形而上学论之，则不免境界过低。所以，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哲学，其实质是在走一条超越传统的不仁之路，对传统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固定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产生了彻底的怀疑，于是有了尼采的酒神精神，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杜威的经验论以至于到20世纪得以彻底反叛，胡塞尔，海德格尔暂且不说，一个德里达终于在他延异的思想里走向传统形而上学的对立面，或者不能草率的成为对立，而是走向另一种思考路径。我想单就思维方式来看，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转向，确实是弥补了传统哲学的不足，将形而上学的思考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两者相比，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形而上学除了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外，还有更大的不同，传统形而上学更想是伦理学，为了一种现实的秩序来展开哲学思考，但你不能说这就是功利的。所以，单就为一种人类的善，人类更需要一种稳固的形而上学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设若把什么都否定了，都拆解了，世界也便乱套了。所以，这个人世的疯子不能太多，哲学家太多也不会是好事。但若仅仅就思维方式论之，传统形而上学就不足论了，因为确定意味着失去变更，也意味着失去了创造性，限制了我们创造丰富生活的可能。由人类的实际生活来看，后现代形而上学的市场未必繁荣，或者它更多的具有思想史的价值；而传统的哲学思考其影响要更深远。此间的人需要那些思考。需要一种确定的指引。虽然一切都是相对的。毕竟这相对是宽泛的。
可见，仅就思维方式来看，中西都存在着齐物的思想源泉。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更为世俗，西方的更形而上学。
固定性不是好事，但也不就是坏事，我们的世界需要创造来丰富，那么与天地同在，不为固有观念限制，任由情性所致，就不仅仅是审美可以简单下定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