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看来，各种名目繁多的听证会都是“政府冒充民意干些事、干些错事”，“需要涨价的时候政府就通过听证会来走过场，听证会就变成涨价会”。

被“听证”的涨价潮

记者 程鹏 北京报道

“各地水电气等资源性价格改革提速，可能都要上涨。”2010年5月12日，一则消息开始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上传播，使人们感到，水电气价的提高似乎已经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水电气价格上涨的传言在去年下半年就频频听闻，进入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哈尔滨、兰州、洛阳、济南、福州等城市都相继召开调整水价的听证会，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万次“听证”为哪般

199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正式实施，十二年以来，从中国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已经召开了上万次价格听证会。但正如国家发改委坦承的那样：“毋庸讳言，听证的最终结果绝大多数都是涨价。因此，有人认为听证会其实就是‘涨价会’，只是涨多还是涨少，一次涨还是多次涨的差别。”

为什么价格听证会大多是“涨价会”呢？国家发改委解释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历史原因方面是资源性产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均为“福利性”低价格。

第二个原因则是利益诉求多元化。而“利益多元化要求政府在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和平衡多方面的利益关系，采取听证会的形势无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此，‘逢听必涨’背后的实质是‘逢涨必听’”。

但国家发改委的这些说辞，社会公众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听证会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好处的工具，因为听证会的结果所维护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老百姓的利益。为此，才会出现听证结果一边倒现象：要么全体一致赞成涨价，要么反对者寥寥，甚至仅仅一人。比如，今年以来召开的水价听证会上，就多次传来“洛阳只有一名听证代表反对涨价”、“哈尔滨唯一一位反对涨价的听证代表”、“北京大多数代表同意第二种调价方案”、“济南水价听证会低收入群体无一代表”、“福州听证代表产生程序不合法”等消息。

针对上述情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何兵在接受CCN记者采访时表示，“听证会在参与人员选择方面确实存在问题，选择谁不选择谁，只有政府才能决定这个事，所以，导致真正的意见不能表达。还有，听证会也存在效率问题，不然怎么会听证归听证，涨价归涨价”。

水价“听证”的背后  

看来，社会公众的指责绝非空穴来风。

这里，我们来看看有关权威人士对中国水务市场作的分析。当前，中国的城市水业被称为“暴利”行业，被喻为“上万亿”的大蛋糕、“是一个淘金场”。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推测，按照规划，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65%，未来十几年环境服务业的服务人口将增加到8亿，供水、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的主业收入将达到每年2400亿元，并形成稳定的现金流，“水务行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收益稳定的重要产业”。

不过，中国水务市场曾经呈现“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的局面。外资纷纷不期而至，争相淘金中国水市场，但始料未及的遭遇空前败北，之后偃旗息鼓、悄然隐退。随即，国内社会资本蜂拥进入，他们资金雄厚、在公关资源、通道、本土化的形象方面，简直得天独厚，与政府方面关系盘根错节、可谓“枝枝相覆盖、叶叶相沟通”。例如国内重要水务集团之一的北京首创集团，本身就是北京市政府重组后再分离上市的，主要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北京市原计委的人员，政府的背景使得在他们在同等谈判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从2002年开始，首创股份逐步收缩其他业务，积极拓展水务业务，涉足包括污水处理、城市自来水生产、供水、排水等在内的整个水务产业链，强化其在水务领域的专业化、规模化运作和市场开拓能力，全力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002年10月，首创与马鞍山自来水公司共同成立的马鞍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据悉，首创集团还对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改制颇有参与兴趣。

事实上，首创公司介入水务市场的现象并非孤案。当前，中国水务市场已经呈现“国进民退”态势，而2000多亿中央环保资金的投入更使国有水企的腰杆变得硬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许多产业领域被挟势而来的外资企业打得一败涂地的国有企业，这次报仇雪恨、抢回风头，破天荒地一举打败外企，变成中国水务市场的主宰者。现在，通过上市融资并借助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国有水企已经纷纷成为省级水务市场并购整合的竞争主体。然而，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天然的千丝万缕关系，使人们对各个城市相继召开的调整水价听证会，产生了无穷的想象。

“听证”会未了

水价听证会是如此，电、气、油等等调价听证会同样照落窠臼。

2010年3月30日，洛阳市举行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对调整出租车运价提出两套方案。2009年11月13日，武汉市召开出租车价格听证会，“19位听证代表一致赞同上调的士起步价”。2009年7月10日，镇江市召开价格听证会进行听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决定具体联动方案”。

拥有数十家出租车公司的北京市早在2006年，就出租车租价由每公里1.6元调至2元的方案进行了听证。有趣的是，会上仅有的两名出租车司机均赞成涨价。而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有九成以上的司机反对涨价。

就在这次听证会之前的4月24日，记者曾参加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与会的北京市出租车司机董昕说，他调查了143名出租车司机，其中96.61％反对涨价。研讨会上，各方代表最后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绝对多数的普通市民和绝对多数的出租车司机是反对出租车涨价的。但是，两天后的听证会结果却依然是涨价。

“十万年薪”抄表工的新闻相信不少人曾有所听闻，它从侧面说明国有垄断企业通过定价权攫取的巨额垄断利润达到惊人的地步，以致其最基层的员工收入都令人叹为观止。2004年9月，北京召开居民电价听证会，重点讨论两套涨价方案。与其同时，除北京之外，中国还有6个省市开始酝酿居民生活电价的调整方案，包括天津、浙江、重庆、云南、贵州和福建。其中，重庆和浙江已经先后在当年6月底召开了调整民用电价的听证会。听证会后，重庆居民生活用电从8月1日起每度从现行的0.432元上调3.1分。浙江居民生活用电价格也进行了调整。与北京同属华北电网的天津市电价每度均增2.8分，民用电价调整听证会也将举行。

2006年12月22日，北京市举行燃气价格调价听证会，“近九成代表同意天然气调价”。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燃气价格纷纷看涨，听证会也接二连三召开。

针对各种名目繁多的听证会，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如此评价：“政府冒充民意干些事、干些错事。”他为此记者说，“需要涨价的时候政府就通过听证会来走过场，听证会就变成涨价会”。

假民主与假科学的活报剧

2010年1月，国家发改委网络发文回应对听证会制度的质疑，表示“价格听证会制度实施来，为我国公共行政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坦率地承认，“社会各方面的议论增多也表明，这一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今后，政府有关部门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做到更加公开透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从而保障定调价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不过，国家发改委的声明尚余音绕梁，2010年5月21日，成都市举行中心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及特种用水调价听证会，据悉，来自社会各界的27名听证代表参加了此次听证会。听证会上，大部分代表赞成调价，仅1人明确反对、1人建议暂缓。

无独有偶，此前的2009年11月21日，南宁水价听证会上唯一反对者戴熹认为听证会上的代表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反映广大老百姓的心声。

2009年12月8日，在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唯一一个反对涨价的消费者代表刘晓天苦于轮不着发言，便向主持人——哈尔滨市物价局副局长杨慧扔去一瓶矿泉水。

“追根溯源”，2006年12月15日，长沙市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自来水价格听证会召开，来自不同行业的24名正式代表及3名旁听代表对水价调整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结果显示，12人“同意”，14人“原则同意”，1人“反对”。

……

从利益驱动角度看，消费者总是反对涨价的，否则就有悖“经济人理性”。但滑天下之大稽的是，各地价格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往往同声相应地对涨价唱赞歌，这就未免有些匪夷所思？然而，人们深入考究就会发现，价格听证会人员的组成结构经不起推敲。于是，无数次的听证会便每每演绎成一场假民主与假科学的活报剧。

这些活报剧这实际上暴露出听证制度本身的弊端，不少听证会实际沦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价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的工具。虽然从听证的结果来看，似乎有涨有落。200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了降低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的听证会。但瑜不掩瑕，绝无仅有的价格听“降”实在难以遮盖价格“逢听必涨”的滥觞。

根据《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听证会代表应当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听证会参加人的人数和人员的构成比例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中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但遗憾的是聘张三还是李四，怎么个聘法，《办法》中并没有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家邱宝昌认为，“不公开、不透明的聘请过程难免会引来争议。”

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李恩平也对记者表示，“价格听证会应该说还有改进的地方，听证会成员的组成应该更加透明公开些吧？”

去年南宁水价听证会上唯一反对者戴熹说，“我个人认为这次听证会的代表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反映广大老百姓的心声。因为只有12人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代表，对于南宁市上百万人的规模来说，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第二，政府相关部门，还有用水企业都已经占了一定的比例。政府的代表我记得那天是四个部门4个人，水务公司是3个人，22人当中占了7个名额，这个比例很大。我建议在往后召开的听证会当中，政府只出一名代表，要求提价的企业也只出一名代表，其他的代表最好是由广大的老百姓来担当。在老百姓报名参加听证会的时候，最好可以把老百姓的意见广泛地收集一下，这样再来开听证会，意义会大一些。”

国家发改委文过饰非吗

2010年1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连发六文回应听证会制度质疑。

在《听证会是真听还是“作秀”？》中指出，今年各地举办的价格听证会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今后价格听证会不仅要继续开，还要开的更好、更公开、更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在《“逢听必涨”还是“逢涨必听”？》中，就价格听证会大多是“涨价会” 做出详细解释，并指出听证会也是有涨有落。

《消费者“被代表了”吗？》一文则指出，所谓参加听证会的绝大多数“听证代表”赞同涨价，造成老百姓的意见“被代表”，是一种误解。

在《听证会的不正常现象是否说明有猫腻？》中声称，各地召开价格听证会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恰恰说明听证会没有“猫腻”、民意表达渠道是“畅通、自由的”。

第五篇文章《听证会能起什么作用？》指出，价格听证会除了公开透明，防止出现“冒名顶替”、“人为操纵”等现象外。还有两个重要作用：根据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原有定调价方案；对听证会参加人意见进行反馈，防止流于形式。

最后，《价格听证会怎样更加公开透明？》一文建议消费者通过电视台现场直播摇号、随机选取，以增强公信力。

不过，人们对发改委这六篇文章打分较高，认为其在维护既有听证会制度的同时，又能直陈制度弊端，并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总而言之，国家发改委的态度尚算开明，与老百姓的诉求似乎渐趋渐近，可谓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