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中国成为变成拜金社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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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是拜金社会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这是韩非的法家治国之道，就是说一个大臣如果不爱钱财，那么皇上你可千万不能用他——这是在朝中。在民间，则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乃至诞生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样拜金哲学的巅峰，甚至“有钱能使鬼推磨”！可见中国古代，儒家的重义轻利在朝野都是用来嘴上说的，真实的行事哲学从来都是重利的。
从不许拜金到全民拜金
古今中外，王朝兴起时一般不许民间拜金，但管理层还是拜金的，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而在王朝维持时，则逐渐放开甚至鼓励民间拜金，史记《货殖列传》说得清楚“人富而仁义附焉……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简而言之就是：老百姓富有了，就仁义了，比如有钱人家的子弟就不会犯法。所以不但要以利驱官，还应该以利驱民。
以利驱民，本是想让老百姓有钱了，就不闹事了。可惜的是，在以利驱官的前提下，民间社会实际变成了官逐民利，民利逐官，用白话说就是有权的捞钱，有钱的捞权。在民间，钱与权也是画了等号，进而从钱的多少也就能看出你的等级、你的地位、你的权利、你的尊严。比如你要去衙门打官司，衙门吃了原告吃被告，有权的要捞钱，而原告被告，自然是谁的钱多才能反捞到权。所以钱不只是穷富的问题，甚至也可以决定你有理没理。
在一个正常社会，有的人认为金钱等于幸福，有的人则安贫乐道。可以说这是多元价值观，各得其所。但是如果逼着你不能“安贫”呢？前几天的今日话题《是什么逼女服务员下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月入5000（大概估算）的大学老师，就可以牛逼哄哄成那样，在美国富如比尔盖茨者，也远远做不到吧；而一个月入千把元的服务员，却不得不屈辱下跪，在美国乞丐也不至于如此吧…
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人拜金是因为贫穷，认为发达国家的人富惯了所以不那么爱钱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在富裕的美国，普通人也必须辛勤劳作才能养家糊口，一般老百姓并没有多少余钱，奔驰宝马对于他们同样是奢侈品。而且，我们看到那些拜金的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在中国，许多年收入超20万，和美国普通工薪阶层持平的人，依然相当拜金。答案正在于，在中国有钱的可以为所欲为，没钱就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边界。
总之，封建的历史遗留给现代欧洲人的文化、社会遗产是共同体主义，漫长的皇权-官僚-郡县制历史则把中国人塑造成为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者。这两种精神必然塑造出两种人生观-金钱观：共同体主义促使人们注重共同体的制度安排，以求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美好的东西，不论是宪政主义、社会主义，都有这种取向。个人主义则引导社会成员表现自己，每个人都在寻求超出其他成员的象征，最好是一目了然的象征。权力与金钱正好具有这样的标识功能。个人主义者必然是物质主义者，拜金主义者。
当然，宗教在中西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对人们的人生观-金钱观也有巨大影响。中西社会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于完成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世俗化的猛烈冲击。不过，在西方存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系统，它始终能够部分地抵御世俗化冲击。而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承担着教化职能的儒家士人群体自己先放弃了儒家伦理，并且拼命地要从文化、社会等层面中清除它。经过长期努力，社会主流伦理规范体系终于瓦解崩塌了。
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心灵状态下开始商业化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金钱就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似可视为拜金主义时代开始的标志。金钱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最高的价值。
这样的价值观念所造就的时代自然是物质繁荣的，更进一步是奢华的。但是，托克维尔早就指出过，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的社会有它内在的逻辑困境：每个人都追求金钱的结果是，除了最有钱的家伙之外的所有人都不满足，焦虑，心神不安。财富不平等格局也确实会急剧扩大，从而引发剧烈社会、政治动荡。中国过去两千年的治乱循环，就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