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起兵之初，一次袁绍问曹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而曹操反问：“足下意以为何如？”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回答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在这里可以看出两者观念的差异。袁绍重视的是山川之险，强调硬件的重要性；而曹操强调的是人才。任用天下才智与勇武之士，用正确的方法管理，没有办不到的事。后来的事实恰恰验证了两者的高下。城池之固、山河之险，皆不足凭；成败兴亡更系于人才。

　　所谓以道御之的“道”，可以理解为用人的方法，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一言道出了真谛。

　　汉高祖得天下后，一次问群臣：我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是什么原因？高起、王陵说是因为刘邦功成能与诸臣利益同享，名利之赏赐极为丰厚；而项羽则是重用亲信族人，不以功行赏之故。高祖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里强调的是用人之长。凡是人才，有其长必有其短。黄金不过千足，美玉少有无暇。用人必国士无双，则国士千古难逢。清代顾嗣成有语：“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任何管理者都不是万能的。中高层管理者，更重要的是掌握用人之道，宏观调控。在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一次，刘邦与韩信闲聊，高祖问韩信：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高祖又问：“于君何如？”，韩信说：“臣多多而益善耳。”高祖自然有点不爽：多多益善，怎么还被我降服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

      又如汉文帝初立，以周勃为臣相,一次文帝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周勃不能对。又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不能对，汗出浃背。及问陈平，陈平说：“有主者。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內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这就是上士务虚，下士务实。伊尹曰：“三公调阴阳，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天道乾，地势坤。人法天地，道法自然。此为自然之理。

      与之相反的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横绝古今，几乎无人能及。而恰恰是其才智过人，造成对部下的不放心，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凡事事必躬亲。人才得不到锻炼和重用，在世时事业做不大，死后造成蜀国长期的人才荒。蜀国后来的土崩瓦解，与诸葛亮的管理风格不无关系。

　 但如果仅止于方法，并不是御人之道的真正内涵。这里的道是道家观念，本指宇宙人生的终极本原，世俗难尽其意，更多的只是技术层面的应用，即所谓世间法。而儒家则更直白一点，仁心仁术，如此而已。

　　《史记》中对刘邦的负面描述极多，最典型的评价是“素无赖”。而他所以能得天下，只因为有一个长处，书中多有描述：“独沛公素宽大长者”，“仁厚长者”。宽以待人，人尽其才，放手重用。陈平秘上一离间计，刘邦当即赐金四万斤，“不问其出入”，爱怎么花怎么花。正是这一招，干脆利落地离间掉了项羽的最得力助手范增，使强大的楚军迅速崩坍，垓下一战成就了刘邦的千秋功业。

　　再如韩信，在楚汉之争中是个最关健的人才，按蒯通的说法，“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而韩信之所以在乱世之中，始终忠心耿耿追随刘邦，就因为原来在项梁与项羽门下皆郁郁不得志后，投奔刘邦。刘邦一席倾谈见之恨晚，极为赏识与厚待他。拜将封王之外，时常出则同车，入则同食。按韩信自己的话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韩信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高祖对他的知遇之德，推食解衣之恩。凡欲用人，先服其心。诸葛亮南征，对孟获七摛七纵，正得其心法。

　　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斯言尽其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