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晚安,不夜城,贵阳~
||
贵阳：晚安，不夜城
刘老板的一天是从晚上10点开始的，她的摊位在兴关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由于生意不太好，五张桌子加上我们只坐了两桌，她和帮工的弟弟妹妹比较闲，愿意和我们聊天。此时是6月11日晚12点，正是贵阳夜市最火的时段，还有几个小时，火炬就要在这座城市传递了。
贵阳是座浸泡在烧烤味中的城市，它的夜市比广州、长沙这样的城市还火，合群路和陕西路也是全国唯一允许饮食商贩在闹市区占道经营的地方。如果，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的人谈起广州、重庆时，可以强调这两个地方晚上觅食不便，那一定是贵阳。因为贵阳人的吃，是从晚10点才真正开始，凌晨4点时，合群路上依然人头攒动。
对许多贵阳人来说，夜生活是每一天的下半场，入夜，遍地英雄下炊烟，各自寻找“我选择所以我喜欢”。兴关路的夜宵摊主多本地人，这里整体环境和规模都远不及合群路，其服务对象主要为贵阳收入偏低的人群。合群路和陕西路规模大、价位相对高，很多老板甚至是来自四川、重庆的外地人，这里是贵阳中间阶层挥霍漫长夜晚的主要去处。至于收入更高的商人，贵阳从不缺乏吃喝玩乐的场所。
贵阳人爱吃的可赞叹之处在于，贵阳人平均收入不高，而物价一点不便宜。我们抵达贵阳当晚就到合群路观摩品尝，买单时我心疼地以为自己还是在北京。
贵阳人的特色饮食从这里走向了全中国
出租车司机陈与刘老板一样，他每天看到太阳，是在下班时。31岁的陈以前是小货车司机，工作辛苦且收入不高，熬满五年驾龄后终于成为出租车司机。陈是晚班司机，每天工作8小时，月入2000元，他的顾客基本只有两种：去吃夜宵的人和吃过了夜宵的人。陈介绍，贵阳人其实很穷，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吃。
“我经常对别人开玩笑说，贵阳人这么爱吃，可能是因为以前实在是穷疯了。”A是本地媒体人，经常全国到处跑，他说，贵阳差不多是中国最穷的省会城市，但这里的旺盛的消费欲和超前消费观念，让他始终百思不解。
贵阳是座YM城市，A说，操贵阳口音的人，一问十有八九原籍都是外地的，所以贵阳是没有排外意识的城市，对饮食也是兼容并包。A在聊天时，一直试图给出贵阳人为什么爱吃的答案。
因为贵阳是座完全依附于行政系统而生的城市，A的同伴介绍，不要说遵义，就是凯里也比贵阳有更悠久的历史，仅仅是因为省会的缘故，这个地方才迅速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口。
省府路：军阀周西城修建的贵阳第一条马路 贵阳迄今只有一座高层写字楼，除了吃财政饭和进入垄断国企，这个城市并不能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什么像样的岗位。但大学生们还是有很多留在了这里，因为这里的生活消费习惯以及满足这个习惯而生长出的一切，是如此的令人留恋。
政府努力希望贵阳这样的城市能拥有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贵州多的是旅游资源，贵阳也是中国绿化最好的城市，它的气候比昆明还要宜人，自然贵阳被定位为一座旅游城市。通常，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内地总会有某种灰色轻喜剧的效果，譬如A，这位父母都是北方人且长着一张标准北方轮廓脸庞的贵阳市民，身份证的民族栏却填写着“仡佬族”，他父亲在为他选择民族时，并未想到过有一天他会作为仡佬族代表而出席某些庄重场合。
总之，贵阳这座“不夜城”将被更深地塑造成一座彻底的消费型城市。
我在第一次经过苏南时，惊讶于这些数字上非常发达的城市，在城市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热情上，远不如南方内地省份的中心城市，百城记的行走，多少要我发现，这其实是个普遍现象，整个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尤其是那些以工业著名的城市，即使聚集了再多人口，也表现不出那些因行政原因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的消费热情。
兴关路一景 来贵阳工作4年的B，老家在北方，虽然他认为经济发展使中国各地城市的面目在日益模糊，但贵阳人的有钱就花，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花钱，始终要他暗中惊讶。作为一个不曾真正融入本地的旁观者，他不像A和其他本地人那样认为，贵阳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特色，他认为，贵阳是他见过的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城市，如果把整个贵州作为参考对比就更为明显。
中国的行政体制和财税分配体制，使贵州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贵阳这个城市，这个对外来资本吸引力极弱、资本投资渠道有限的城市，有消费力的居民主力是有大把时间且无后顾之忧的吃财政饭的城市，当然一定是个最有消费热情的城市。如果这个判断没有出错的话，不久后我将第一次踏上的拉萨，就消费而言，应该是个和贵阳完全一样的城市。
贵阳的“不夜城”特质，其实是有社会财富分配上的特殊意义的，白天，各种资源财富在一点点通过各个毛细血管汇入贵阳，到了晚上，财富则通过大排档、酒楼、KTV、夜总会、洗浴中心、发廊等等又分配到为这个城市的消费愿望服务的人手中，回到他们的家乡，一点点改变他们命运。
第一个要我领略到贵阳的这种独特的是吴小姐，抵达贵阳的第一个中午，我在宾馆等A时，因连续熬夜写稿疲惫不堪，电话到前台要个保健技师上来，于是有了我和吴小姐互相错愕，我惊讶于她的装扮，她惊讶于我躺着一动不动。
“请问，你是要套餐服务还是快餐服务。套餐988，快餐688！”
专为夜晚而生的店面 吴小姐是我在各地酒店第一次见到的“酒店的小姐”，吴小姐告诉我，不但我住的这家星级酒店有很多经过培训的小姐，其他星级酒店也是如此。吴来自毕节，在这间酒店之前，曾在本地一个著名的夜总会做陪酒小姐。
吴小姐拿走我200元后，上来送80元找零的吴的同事，一位看不出职业的女孩，要做成交易的态度比吴还坚决：“你不想要特服吗？我很专业的。”
陈司机和B介绍，吴小姐这种年纪的性工作者遍布各宾馆洗浴中心，当她们年满三十以后，退出一线，成为站街女，快餐100，包夜200。陈开着车拉我们到北京路、枣山路，边开车便指指点点，喏，你看，这几个在这里来回走的，绝对是站街女！喏，这几个，绝对是。为证明自己正确，陈停下车，拍打着方向盘粗野地招呼，你们，过来！果然。
在甲秀楼广场，陈司机和B证实，还有一批另外的站街女在为贵阳的夜贡献余热，她们多在四十以上，甚至五六十岁，服务对象是那些退休老人，自然价钱又比站街女至少打了个对折。
贵阳人真是夜行动物。我和B在细雨中漫步甲秀楼的广场公园时，已近2点，亭子中仍见围成两堆的老人在下围棋。平缓的南明河被细雨蒙上了一层薄膜，周围的树木、楼阁在昏黄的路灯下只有模糊的轮廓，站在这个安静的广场，你依然能感觉远处喧闹的人流和热腾腾的生活。
子夜时分的陕西路 陈司机虽然要到天亮才下班，但他今天只愿意干到晚上三点，不能陪我们在街上无限漫游，因为“火炬是我们贵阳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大事”，所以要提前收工，把老婆孩子接来，在火炬路线上提前安排好。
兴关路摆摊的刘老板家在黔西，她的丈夫在浙江打工，孩子被留在了故乡，她在贵阳的餐饮业已经打拼了许多年，今天终于有了一个从亲戚那里转来的铺面，虽然生意还不太好，但她热切地问起我北京的生意是否好做，她像鼓励自己式的说，“我在北京有好多亲戚和熟人都在做餐饮，现在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听说他们在那里做的很好。”
吴小姐曾告诉我，她是从晚上2点值班到第二天晚上2点，算算时间，她也该下班了，她说起她有个弟弟还在读书——我突然想起，为什么所有这样的故事总要有个弟弟。
我和B在他的宿舍门口分手，忘了向他道声晚安，当然，还有先走的A以及他热心的同事。
我站在细雨里，明天我就将离开这里：晚安，陈司机、晚安，吴小姐，晚安，刘老板，晚安，贵阳热爱生活的人们，晚安，不夜城。
刘老板的一天是从晚上10点开始的，她的摊位在兴关路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由于生意不太好，五张桌子加上我们只坐了两桌，她和帮工的弟弟妹妹比较闲，愿意和我们聊天。此时是6月11日晚12点，正是贵阳夜市最火的时段，还有几个小时，火炬就要在这座城市传递了。
贵阳是座浸泡在烧烤味中的城市，它的夜市比广州、长沙这样的城市还火，合群路和陕西路也是全国唯一允许饮食商贩在闹市区占道经营的地方。如果，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的人谈起广州、重庆时，可以强调这两个地方晚上觅食不便，那一定是贵阳。因为贵阳人的吃，是从晚10点才真正开始，凌晨4点时，合群路上依然人头攒动。
对许多贵阳人来说，夜生活是每一天的下半场，入夜，遍地英雄下炊烟，各自寻找“我选择所以我喜欢”。兴关路的夜宵摊主多本地人，这里整体环境和规模都远不及合群路，其服务对象主要为贵阳收入偏低的人群。合群路和陕西路规模大、价位相对高，很多老板甚至是来自四川、重庆的外地人，这里是贵阳中间阶层挥霍漫长夜晚的主要去处。至于收入更高的商人，贵阳从不缺乏吃喝玩乐的场所。
贵阳人爱吃的可赞叹之处在于，贵阳人平均收入不高，而物价一点不便宜。我们抵达贵阳当晚就到合群路观摩品尝，买单时我心疼地以为自己还是在北京。
贵阳人的特色饮食从这里走向了全中国
出租车司机陈与刘老板一样，他每天看到太阳，是在下班时。31岁的陈以前是小货车司机，工作辛苦且收入不高，熬满五年驾龄后终于成为出租车司机。陈是晚班司机，每天工作8小时，月入2000元，他的顾客基本只有两种：去吃夜宵的人和吃过了夜宵的人。陈介绍，贵阳人其实很穷，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吃。
“我经常对别人开玩笑说，贵阳人这么爱吃，可能是因为以前实在是穷疯了。”A是本地媒体人，经常全国到处跑，他说，贵阳差不多是中国最穷的省会城市，但这里的旺盛的消费欲和超前消费观念，让他始终百思不解。
贵阳是座YM城市，A说，操贵阳口音的人，一问十有八九原籍都是外地的，所以贵阳是没有排外意识的城市，对饮食也是兼容并包。A在聊天时，一直试图给出贵阳人为什么爱吃的答案。
因为贵阳是座完全依附于行政系统而生的城市，A的同伴介绍，不要说遵义，就是凯里也比贵阳有更悠久的历史，仅仅是因为省会的缘故，这个地方才迅速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口。
省府路：军阀周西城修建的贵阳第一条马路 贵阳迄今只有一座高层写字楼，除了吃财政饭和进入垄断国企，这个城市并不能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什么像样的岗位。但大学生们还是有很多留在了这里，因为这里的生活消费习惯以及满足这个习惯而生长出的一切，是如此的令人留恋。
政府努力希望贵阳这样的城市能拥有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贵州多的是旅游资源，贵阳也是中国绿化最好的城市，它的气候比昆明还要宜人，自然贵阳被定位为一座旅游城市。通常，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内地总会有某种灰色轻喜剧的效果，譬如A，这位父母都是北方人且长着一张标准北方轮廓脸庞的贵阳市民，身份证的民族栏却填写着“仡佬族”，他父亲在为他选择民族时，并未想到过有一天他会作为仡佬族代表而出席某些庄重场合。
总之，贵阳这座“不夜城”将被更深地塑造成一座彻底的消费型城市。
我在第一次经过苏南时，惊讶于这些数字上非常发达的城市，在城市消费水平和居民消费热情上，远不如南方内地省份的中心城市，百城记的行走，多少要我发现，这其实是个普遍现象，整个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尤其是那些以工业著名的城市，即使聚集了再多人口，也表现不出那些因行政原因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的消费热情。
兴关路一景 来贵阳工作4年的B，老家在北方，虽然他认为经济发展使中国各地城市的面目在日益模糊，但贵阳人的有钱就花，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花钱，始终要他暗中惊讶。作为一个不曾真正融入本地的旁观者，他不像A和其他本地人那样认为，贵阳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特色，他认为，贵阳是他见过的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城市，如果把整个贵州作为参考对比就更为明显。
中国的行政体制和财税分配体制，使贵州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贵阳这个城市，这个对外来资本吸引力极弱、资本投资渠道有限的城市，有消费力的居民主力是有大把时间且无后顾之忧的吃财政饭的城市，当然一定是个最有消费热情的城市。如果这个判断没有出错的话，不久后我将第一次踏上的拉萨，就消费而言，应该是个和贵阳完全一样的城市。
贵阳的“不夜城”特质，其实是有社会财富分配上的特殊意义的，白天，各种资源财富在一点点通过各个毛细血管汇入贵阳，到了晚上，财富则通过大排档、酒楼、KTV、夜总会、洗浴中心、发廊等等又分配到为这个城市的消费愿望服务的人手中，回到他们的家乡，一点点改变他们命运。
第一个要我领略到贵阳的这种独特的是吴小姐，抵达贵阳的第一个中午，我在宾馆等A时，因连续熬夜写稿疲惫不堪，电话到前台要个保健技师上来，于是有了我和吴小姐互相错愕，我惊讶于她的装扮，她惊讶于我躺着一动不动。
“请问，你是要套餐服务还是快餐服务。套餐988，快餐688！”
专为夜晚而生的店面 吴小姐是我在各地酒店第一次见到的“酒店的小姐”，吴小姐告诉我，不但我住的这家星级酒店有很多经过培训的小姐，其他星级酒店也是如此。吴来自毕节，在这间酒店之前，曾在本地一个著名的夜总会做陪酒小姐。
吴小姐拿走我200元后，上来送80元找零的吴的同事，一位看不出职业的女孩，要做成交易的态度比吴还坚决：“你不想要特服吗？我很专业的。”
陈司机和B介绍，吴小姐这种年纪的性工作者遍布各宾馆洗浴中心，当她们年满三十以后，退出一线，成为站街女，快餐100，包夜200。陈开着车拉我们到北京路、枣山路，边开车便指指点点，喏，你看，这几个在这里来回走的，绝对是站街女！喏，这几个，绝对是。为证明自己正确，陈停下车，拍打着方向盘粗野地招呼，你们，过来！果然。
在甲秀楼广场，陈司机和B证实，还有一批另外的站街女在为贵阳的夜贡献余热，她们多在四十以上，甚至五六十岁，服务对象是那些退休老人，自然价钱又比站街女至少打了个对折。
贵阳人真是夜行动物。我和B在细雨中漫步甲秀楼的广场公园时，已近2点，亭子中仍见围成两堆的老人在下围棋。平缓的南明河被细雨蒙上了一层薄膜，周围的树木、楼阁在昏黄的路灯下只有模糊的轮廓，站在这个安静的广场，你依然能感觉远处喧闹的人流和热腾腾的生活。
子夜时分的陕西路 陈司机虽然要到天亮才下班，但他今天只愿意干到晚上三点，不能陪我们在街上无限漫游，因为“火炬是我们贵阳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大事”，所以要提前收工，把老婆孩子接来，在火炬路线上提前安排好。
兴关路摆摊的刘老板家在黔西，她的丈夫在浙江打工，孩子被留在了故乡，她在贵阳的餐饮业已经打拼了许多年，今天终于有了一个从亲戚那里转来的铺面，虽然生意还不太好，但她热切地问起我北京的生意是否好做，她像鼓励自己式的说，“我在北京有好多亲戚和熟人都在做餐饮，现在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听说他们在那里做的很好。”
吴小姐曾告诉我，她是从晚上2点值班到第二天晚上2点，算算时间，她也该下班了，她说起她有个弟弟还在读书——我突然想起，为什么所有这样的故事总要有个弟弟。
我和B在他的宿舍门口分手，忘了向他道声晚安，当然，还有先走的A以及他热心的同事。
我站在细雨里，明天我就将离开这里：晚安，陈司机、晚安，吴小姐，晚安，刘老板，晚安，贵阳热爱生活的人们，晚安，不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