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小童在南航客舱安然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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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年轻的乘务员问当班主任乘务长勾蕾：“姐，今天的航班上，要是没有医生，也没有找到脱敏药，你会怎么办呢？”

勾蕾没有马上回答。她想起十几年前，那时她还是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老师讲过，如果病人突发过敏，喉咙肿胀，眼看着要窒息，又缺医少药的时候，怎么办？——首要原则是保持呼吸顺畅，为抢救争取时间，所以一定要记得呼吸道的位置……
在客舱里，勾蕾还真的尝试寻找过气管的位置。

那会儿孩子的状况正在持续恶化，呼吸困难，虽然被爸爸紧紧按着，他还是用手不停得抓向自己的喉咙，大口喘着气，挣扎着大声哭闹。

“发病很急，地氯雷他定跟肾上腺素必须同时使用。”参与紧急救助的医生快速下了诊断。这是孩子第一次出现坚果过敏的情况，父母根本没有携带药物。机上的紧急药箱里有肾上腺素，但是没有脱敏药——地氯雷他定。
做完第一次寻找药物的客舱广播时，乘务组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此刻是12月14日北京时间11点多，CZ326悉尼飞往广州的航班上，机型空客A380，起飞两个多小时。

南航A380有506个座位，当天共有496位乘客，近乎满员。上机吃完第一餐后，大多数旅客已经进入睡眠模式。

看着孩子近乎窒息的状态，勾蕾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气管，要求乘务员再做第二次广播，同时让所有乘务员，挨个询问各自区域的乘客，特别是带孩子的家长——“按照我的经验，很多旅客并不会留意到客舱广播在讲什么。哮喘是儿童常见病，极易出现各种过敏症状，因此如果带孩子出远门，父母肯定随身会带着药，能增加找到药物的机会。”

医生说需要“地氯雷他定”，勾蕾给乘务员翻译了一下，就跟旅客说是“开瑞坦”或者“沐舒坦”之类的治过敏的药物。“说得太专业了，乘务员记不住，旅客也不明白。”

公务舱的一位旅客被乘务员问到的时候说，自己的孩子有哮喘过敏，所以她常年携带脱敏药，不知道行不行。

医生看了之后说可以，勾蕾总算定了定神。
勾蕾是南航北京分公司的一位乘务长，当天的乘务组成员来自北京分公司和股份客舱部，两地混飞，共有23人。

在做航前协作的时候，勾蕾重点关注了一下乘务员的资历。“首先必须了解组员。万一发生紧急事件，我要知道人员怎么分配。”

听乘务员报告说有小孩吃了自带的食物，首次出现坚果过敏外加哮喘病史的时候，勾蕾的心里一沉，立即启动机上应急救护程序。她大学读的是临床医学，对于病情的凶险程度，了解得更加明确。

勾蕾一边安排广播找医生，一边调配两位英语较好的组员负责与孩子父母沟通，将孩子移位至前舱。她与另一位经验丰富的乘务长陆洋全程跟进医疗救助，有乘务员去拿取机上的应急医疗设备，其他组员负责维持秩序，为其他旅客继续提供服务。

一位中国籍医生和一位美籍亚裔医生迅速赶到孩子身边。经过询问和诊断，医生初步诊断孩子是哮喘症加上坚果过敏反应引起全身过敏及呼吸道过敏。

幸运的是，飞机上有两位医生。

幸运的是，乘务员从近500位旅客中，找到了带着脱敏药的那一位。

寻找药物的时候，孩子的体温不停上升。为缓解喉头水肿，乘务员拿着冰块，在孩子的脖子上冰敷，并且教孩子含服碎冰。为了防止孩子用手挠痒抓破皮肤，陆洋一直蹲在孩子旁边，用手来回揉搓孩子的腿部和胳膊。

驾驶舱内，机组联系了南航运行指挥中心，向总部汇报情况并等待地面给出的达尔文备降机场数据，那是既满足A380这种大型客机的起降条件，距离又是最近的备降机场了。如果有必要，飞机随时准备飞往达尔文机场备降。

从12点25分旅客求助，12点51分孩子服用脱敏药，13点，医生注射肾上腺素，13点10分医生测患者心跳为每分钟小于80次到13点30分医生表示，患者好转，大家的心，一直悬着。

医生说好转的时候，勾蕾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悄悄背过身去，迅速擦了擦眼睛。勾蕾说，“飞行中经常遇到旅客生病，不过都不是大问题，像这么急这么险的，今天还是第一次。”
从悉尼飞往广州全程大约9个小时。经历了一场急救的小主人公毫无倦意，接下来的航程中，都在看动画片、吃水果、玩游戏，活泼泼地玩了一路。

每隔二十分钟，勾蕾都过去看看他，“担心过敏反复发作。其他乘务员也在关注，但是万一有问题，他们还是需要向我报告，如果我直接发现问题，可以直接决策。”

孩子妈妈跟乘务员说，“让孩子跟你们合个影吧。”勾蕾和区域乘务员李灵琦很高兴地答应了。
见惯了大场面的医生全程都很淡定，但勾蕾深知，在过去的半个小时，他们化解了怎样的凶险。

勾蕾再三表达谢意，并在医疗救助单据上详细写下了医生的联系方式和邮箱。

为了提高机上突发伤病救助效率，去年8月，南航正式推出“机上医疗志愿者”计划，鼓励医生乘坐航班时对需要急救的患者进行紧急施救。后续，南航将会邀请参与机上急救的医护人员加入志愿者名单，并且为他们送上里程。

这是来自南航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