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人民网这则数十字的简讯一上线即被各大网站转载,并在网上再次引发议论。这次的襄阳易名,究竟触动了人们哪根神经?是古典的怀旧情结,还是现代的GDP之痛? 城市易名引发怀旧狂潮 现代襄樊于1950年建市,是襄阳与樊城的合称,汉江穿城而过,南为襄阳、北为樊城。襄阳筑城于汉初、樊城始于西周,综合建城历史已长达2800余年。古代襄阳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120回的《三国演义》有31回的故事发生在此地。 学界普遍认为,襄樊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但因文化名字较为拗口,知名度不如“襄阳”等原因,支持襄樊更名。 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改个地名就能带动经济发展了吗?若各地皆恢复古地名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属国家民族之大幸,可如此一来,历史文化倒是昌明至盛了,但黎庶人等又不知得添几多繁劳! 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襄樊已然成为一个传说,民间的争论还在延续。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短短几天之内,襄樊(襄阳)之名已经传遍全国,她彻彻底底地成名了。如果说,恢复襄阳古城的名字,是某种程度上的怀古,那么对于新时期长大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怀念有“襄樊”的日子——尽管60年相对于2800年,不过眨眼一瞬间。 城市“换马甲”的经济学思考 襄樊人也许都有这样的遭遇,当他提到襄樊时,对方总是不知所云,而一提到襄阳,再加上一句“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居所”,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襄樊的低知名度严重影响了襄樊市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将襄樊市更名为更具名气的襄阳,成为政府扩大地方知名度,招商引资的必然选择。许多城市改名,都是基于以上经济方面的考虑。 但是,城市改名绝不是把城市换个名字,然后更换市政府大门的标牌那样简单,它牵涉到很多环节的连锁反应,因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涉及社会各界和国计民生等的方方面面。这是城市更名广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凡是涉及该市名称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名称,以及驻外对口单位名称都要变更;所有单位的公章、财务章,检查、核定、证明、记录等各类印章的变更。对普通公民的影响包括,标牌、标记、牌匾以及各类户籍、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的变更。 例如襄樊市改名为襄阳市后,原襄阳区将更名为襄州区,在各级地图上,这些名称都需要变更。这其中包括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图的改版重印。一个城市的更名是繁杂的系统工程。学者研究分析,比如一个150万左右人口城市更名后,办理一个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2000万元。像襄樊这个中等城市更名,更名耗资将以亿计。 一个城市的更名,不光要算经济账,还有文化历史账。2001年淮阴市改为淮安市曾颇受诟病。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置县邑淮阴。秦末农民大起义,韩信即于此时仗剑从戎。淮阴人一直引以为傲。南齐永明七年(489年),置淮安县。明清境内置淮安府。民国时淮安府撤销,属淮阴行政督察区。1983年,淮阴专区改为淮阴市。1987年,辖县淮安改为县级市。周恩来就是出生在这里。 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改为淮阴区。这是一个比襄阳、襄樊、襄州更加复杂的绕口令,记不住也罢。闹腾来闹腾去,恐怕连周总理也找不到家了。 更名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尚重生认为,襄樊市更名实为打文化牌,尤其对旅游业将有较大促进作用。 提起大庸,恐怕没多少人听说过,但一提到张家界,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所以当湖南省的名不见经传的大庸市告别了有些“大庸”的陈旧名字,冠以享誉海内外的“张家界”之名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有些破败的小县城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城市之一。 虽然不是我国城市改名的开创者,但作为我国较早改名换姓的城市之一,张家界的改名无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十余年间,一大批城市特别是旅游城市,纷纷加入了改名的行列,用附近有名的山川名胜取代沿用了多年的城市名称——安徽屯溪市改名为黄山市、四川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福建崇安更名为武夷山市、海南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市、四川南坪更名为九寨沟县、云南中旬县改为香格里拉…… 眼看着一个个依托景区的城市靠改名“土鸡变凤凰”,各大山川也蠢蠢欲动:依托黄果树瀑布景区的贵州安顺市有人提出改名为黄果树市、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某县就曾向新疆民政厅提出改名为楼兰市,甚至有驻马店网友“东南西北中”在网上发出改名倡议书等等,不过这些城市的改名最终没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 不过,“落毛凤凰不如鸡”的案例也不是没有。湖北荆州是楚文化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城北5公里处的纪南城建都长达411年,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三国时期的刘备“大意失荆州”的故事脍炙人口。在荆州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如西汉古尸、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等,均具有重大的考古、科研和观赏价值,堪称国宝。 1994年10月,荆州地区、沙市市和江陵县被合并为荆沙市,沿用千年的“荆州”之名被废,而“沙市”地名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也被淹没,引来骂声一片。两年之后,“荆州”之名恢复,但这次折腾已造成很大损失。 地名依附于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傍大款”式的浮躁心态。地名是一种承载着历史文化传承的符号,胡乱改名只会切断这种传承,在这方面,黄山市其实已经教训深刻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如今不为外人所熟知,当初改名难辞其咎。不过这次襄樊改回襄阳的旧称,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可见,马甲不是随便能换的,要合身才行。 1949年之后,城市改名现象屡见不鲜,城市改名热也一直没有冷却。此次襄樊改名只是改名大潮中的一个。中国文化素来讲究“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学界普遍认为,缺乏文化底蕴的新兴城市和需要重新包装的城市,最适宜更改名称。还有一部分城市名字与地方文化底蕴相差甚远,比如驻马店、田东、瓦房店等。诸如襄樊这种现有的文化名称无法表现城市自身文化底蕴的,也需要更名。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不仅是少数行政官员、知识精英们的管理、服务和研究对象,它更是广大市民们朝夕相伴、情意相通的心灵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体察和感悟可能更深入、更细致、更有发言权,在事关易名这样的城市共同体重大事件面前,忽视和淡漠他们的表达、参与权利显然是不恰当的。外国城市改名的例子也不少,国外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2010年初,美国面积最小的州罗得岛州便曾出现了州名更改的争论,面对相持不下的各种意见,州议会通过议案,确定以全体民众公投的方式来最终抉择。而韩国汉城在更改汉城的中文译名前,也经历了听取市民意见等民意渠道,最后才提交市议会表决。 然而,能对决策产生影响的毕竟是少数政治或经济精英。这改与不改,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字!只是有人追求长利,有人追求短利,有的决策是利百姓,有的决策是利政绩。 (摘自《看世界》 图/陈明贵 廖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