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谈中国人的“嘴”

侏罗纪的狼

    人类嘴的“说”的功能是怎么产生的呢？情况大致是：原始人要打野兽，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大家相约一起去。在打野兽的过程中，不协调动作也是不行的，必须相互协调动作。要“动员”、要“协调”，光靠眼神、手势行吗？不完全行。不仅意思不能准确表达，而且，能够达到的范围和距离也非常有限。这就向早期人类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借助嘴发出的声音的传播，来解决捕猎过程中的“动员”、“协调”问题。当然，猎物到手以后，也要招呼大家一起食用，光靠眼神、手势不行啊。那样就会有一部分离得远的人因“看”不到“通知”而吃不上，甚至饿死。靠近猎物的人，也需要用嘴发出声音来告知同类。这样，人类“嘴”的又一项重要功能——“说”的功能，就应运而生了。
    由此可见：“嘴”的“说功”的产生，是来自人类的生存需要。要活命，人和人就必须协调起来去捕猎，这样才能捕到更多、更大的动物。而一定捕猎群体里的人，要维持生命，对劳动成果——猎物也要一起享用。这些都要通过语言，也就是“说”来实施。总之，人类“嘴”的“说”的功能，发端于人类“嘴”的另一项功能“吃”的需要。这就是“说”的实践性、社会性和功利性。“说”，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捕猎和享用猎物而形成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系——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说穿了，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说”的本质原来是这样的啊
    人类社会越向后发展，特别是产生了国家以后，那个在本质上同样和原始社会一样，反映物质利益关系的“说”，却变的越来越复杂，变得越来越隐晦。那些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想要得到点“食物”，即，获得一点他们自己生产的社会产品，再也不如他们祖先那样来得容易和直接。在封建社会，要经过各级的“官”、层层的“府”，最后报到皇帝老儿那里，经过“朝议”才能够决定。最后通过下“圣旨”，进行制度性的实行。劳动人民能获得多少社会剩余产品,是可想而知的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说”，外表显得“民主”，有什么“两院”、“一府”的议会制，总统似乎都成为“大办事员”。但他们“院”来“院”去，“府”来“府”去，议来议去，一切言论离开过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吗？没有！你工人阶级哪怕天天上街喊口号，喊破嗓子，“说”破嘴皮，他来个充而不闻，他不派警察打你、抓你“进去”就不错了。私有制的毛病再多,也死死抓着不放,而且,还想方设法去演变人家的公有制.
    总之，人类社会越向后发展，进入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创造社会财富的那一方即，劳动人民，支配社会财富的话语权变的越来越少，掌握国家机器的那一方，即剥削阶级和他们的代表，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支配社会财富的话语权、决定权。
    咱们中国人对“说”很有研究，“说”起来也很有讲究。首先，对“说”的观察特别仔细，形容也特别到位。如，对特会说的人，除了用“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甚至“巧言令色”概括外，一个“摇唇鼓舌”和“巧舌如簧”，把这些人“说”时的动作、“唇”和“舌”的关系，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一个“口若悬河”又把这些人“说”的能量、气魄、态势，形容的惟妙惟肖。“抑扬顿挫”把人们说话的声音，刻画得具有了诗意。一个噤若寒蝉，把人和冷天的蝉联想起来，既形象又恰当。一个哑口无言，把正常人的“嘴”和哑巴的“嘴”等同起来”，甚至把不善言辞的人形容为“没口的葫芦”。“血口喷人”、“无中生有”、“无病呻吟”，把那些污蔑陷害，造谣惑众，无事生非，无话找话的人，形容的惟妙惟肖。一个咆哮如雷，把那些态度粗暴，语言粗鲁人的夸张的活灵活现。
    再有，“说”中有尊、卑、贵、贱和威权体现。把说的话分量重，形容为“一言九鼎”。这通常只能用在特殊的大人物身上。在封建社会，大臣的话也不能用一言九鼎形容。总之，这个词儿，我认为是封建专制的体现。上级对下说的话，可以叫“吹风”。发声充其量只是利用肺部呼出的一口气，你看，这一口气在大人物嘴里出来，就变成了“风”，简直威力无比了。“我向你们吹吹风”，实际是蔑视听话的人。反之，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同样一句话，就只能叫窃窃私议，“人微言轻”。这个“言轻”，首先应该作动词解，你“人微”，就必须小声说话，甚至只能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缩着脖子自说自话。同时，地位低下的人，说出的话是没有分量的。官方的“嘴”发布的叫“布告”，老百姓的“嘴”哪怕说出了惊天的新闻，只能叫“小道消息”。当官的在台上“说”，叫“做报告”、“讲话”、“作指示”，老百姓在台下“说”，叫“开小会”、“议论”。一个“颐指气使”，一个“唯唯诺诺”，把官与民、上与下、强与弱、尊与卑的关系刻画的入木三分。
    在皇帝老儿统治的封建社会，皇帝的“嘴”是“金口”，吐出来的话语叫“玉言”；皇帝的话需要下传，通过大臣的手写在纸上，叫“圣旨”。皇帝掌有天下臣民生杀大权，皇帝的“嘴”可以杀人，是所谓君叫臣死不得不死。人性没有泯灭的大臣，要把民间的疾苦向皇帝反映，叫为民请命。向皇帝提建议和做规劝叫进谏。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是封建社会为官的最佳表现形式。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丰富的“说”文化。通观中国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无数的文人、无数的“嘴”，无数个当官的“嘴”，无数个学派的人的“嘴”，无不连接在统治阶级的那根神经上，无一不是帮统治阶级,也就是帮富人讲话的“嘴”。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个别人是流露过对穷苦百姓同情。但是真正在思想上、理论上去反对残暴的统治阶级，为那些只能役“使”的“民”脱离苦海多少著点书、立点说、讲点话、拿点主意，哪怕留下两张纸的文字的，却一个都没有。因为帮被剥削阶级讲话，帮穷人讲话，不仅没有好处，还要得罪统治阶级，弄不好被皇帝老二来个脑袋搬家，那他们是不干的。中国历代的统治学，就是那些吃劳动人民种的粮食长大的，充满剥削阶级思想的文人，变尽花样去帮助以封建皇帝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去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鬼点子学”。中国历代封建文人的“嘴”，基本上是张臭嘴，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言，他们的嘴里没有吐出过象牙。这是中国历史的可怜，是中国文人的可悲，是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好“嘴”也有些。最早的就是那个司马迁，他为打了败仗而受了委屈的李陵讲了话，结果给汉武帝处以宫刑。然而，那是他统治阶级内部的事，和被剥削阶级的劳动人民关系不大。到了近代,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出了个鲁迅,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好"嘴".鲁迅这张"嘴"是专门帮国家\民族和穷苦老百姓讲话的.因为,鲁迅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立场彻底变了,他是从剥削阶级营垒里杀回马枪的人.因此,鲁迅在世就是祸从口出,就为当时的反动政府所不容,差点被国民党特务所暗杀.
    你看，从原始社会，直到近代社会，一切的“说”都是围绕一个利益问题。人类是进化了，但“说”的本质没有变化。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人的弱的一方，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一方，终于认清了“说”的本质，非常重视起“说”的作用。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先要制造舆论。“造舆论”，就是发挥“嘴”的“说”功，宣传自己的主张。从20世纪初叶开始，围绕“制造舆论”，中国人通过“说”，打起了“嘴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方面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代表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方面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亡国灭种。代表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嘴里说出来的话，是何等的阵线分明。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人倚老卖老地提出，中国必须在国民党领导下，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共产党才能够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所谓二次革命论。这实际是帮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忙，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了这样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变成去做客，不是去做主人，结果吃了大亏。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又有人说，在中国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毛泽东提出了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尽快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千方百计地争取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目的就是要使被剥削阶级和几千年的被奴役地位彻底告别，翻身解放做新社会的主人。你看，一没有动枪二没有动炮，两种不同的“说”，却是事关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事关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两种不同利益的尖锐较量。后来，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把社会主义在中国变成现实。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高兴,感觉是真正解放了.而有些人嘴里却埋怨：中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中国应该补上资本主义的课。这样的声音，在很长时间里不绝于耳。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本意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人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还强调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而一些别有用心的说：“国有企业迟早要卖。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劳动人民几十年的心血，就一个“卖”字了断。又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还说：“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你看这些“嘴”，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代“名嘴”的狂放。
    如果这些“嘴”只是一般地“说说而已”，也就罢了。问题在于他们的身份是学者、教授，有的也许还担任公职。他们的这些声音，除了向学生灌输，更多的是通过媒体到处扩散，操纵舆论,控制着话语权。而一般老百姓，因为人微言轻，不仅声音压不过他们，而且，意见要“上达”，也十分不易。结果，他们的声音就一直占着上风，成为一言九鼎。他们那种“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要求，几乎累试不爽。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人们难道没有理由怀疑正是他们的“说”被当成金口玉言的结果吗。
    在他们这些“嘴”的影响下，有人统计， 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夺7000多元，3000多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几年以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私化，财产流进了私人腰包。而他们却幸灾乐祸地认为这是改革的成果。

    在他们这些“嘴”的影响下，过去2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在他们这些“嘴”的影响下，社会价值观念剧变，腐败成风。而他们却说：“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连腐败也成了他们的通灵宝玉。
    总而言之，这样一路数下来，这些中国人的嘴，正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是专门为富人长的，生来就是“为富人说话”。这和历史上的、私有制社会的无数“名嘴”，完全是一脉相传。他们说来说去，绕来绕去，一切还是围绕咱们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他们要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绕”到走了几千年的老路上去。一句话，他们围绕打到的“猎物”归谁的问题，非说出个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歪理，是决不拉倒的。无论这些人如何地口蜜腹剑，巧舌如簧，强词夺理，甚至血口喷人，其结果都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些“为富人说话”的人来说，“说”中自有黄金屋，“说”中自有颜如玉。

    好在21世纪的中国，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虽然继续人微言轻，但对这些专门为富人说话的人的言论，不会再忍气吞声，噤若寒蝉。哎！说了以上这些话，决不是无病呻吟。各位看官，我可没有说你，可不要咆哮如雷呦！

侏罗纪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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